11月22日上午，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荣休教授杜梅（Christian Doumet）先生应邀来公司作了题为“法语里的中国：法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”的讲座。该讲座系“语言教学与文明互鉴——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”国际研讨会暨第六届世界法语教师日主题培训活动的学术活动之一。

自20世纪初以来，诸多法国作家开始踏上中国的土地。杜梅教授认为，漫漫旅途首先意味着直面“彻底的异”，由此而生发的“惊异”是一切哲学思考的开端。对于许多来到中国的作家而言，中国书写都可视为此种“惊异”所激发的文学创作，其方式诚然不同：克洛岱尔惊异于中国，而重新审视法国本土的文化；米肖通过归纳中国人的所谓“本质”来减弱惊异感，并借助对汉语的观察和定性来确立自己的风格。在这些“惊异练习”的背景中，向地理与文化远方的旅行，通向的其实是“内心的远方”，即并非背井离乡，而是回归故土。谢阁兰同样如此，在强调“异域”美学价值的背后，他最钟情的终究是考古旅行，在向时空远方的旅行中自我溯源，在此过程中确认“诗”在文化和内心双重考古中的意义。

杜梅教授指出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，法国旅华作家眼里的中国很少意味着真实的民族和历史，而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心理地点，是考古或曰溯源的目标。但是到了60年代之后，法国知识界开始对无产阶级的新中国大感兴趣，兴起了毛泽东崇拜的热潮。在法国作家心目中，中国从考古的目标陡然转变为崭新未来的代言。就连原本将中国视为“内心的远方”的米肖，也转而开始从政治角度赞誉中国。然而，这一潮流的矛头所指实为老旧的欧洲社会，作家们对中国的认知仍是流于理想化和简单化的。

在讲座的最后，杜梅教授着重谈到这一背景下罗兰·巴特的中国行。除了旅途的不便，罗兰·巴特来到中国几乎一无所感，所写的报告也只是照抄陈词滥调。杜梅教授认为，这样的旅行虽然无聊，然而代表了作家跨国旅行的某种真实——无知是一种常态，纵使如谢阁兰那样说汉语，写汉字，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也不过皮毛而已。归根到底，对于作家而言，体验重于知识，而书写旅行，就是将意义赋予偶然的相逢，寻回被习惯消磨的趣味，最终重新体验到感官（sens）和言辞之义（sens）之间那奇特的关联。

（撰稿人：邵南）